中新网呼和浩特3月31日电 题：“世界孤独症日”前探访特殊儿童：让星宝走出孤独
中新网记者 张林虎
4月2日是第16个“世界孤独症日”，今年的主题是“关爱孤独症儿童，关注与支持孤独症人士的照顾者和专业工作者”，以提高人们对孤独症人士的关注。
为促进全社会关爱孤独症群体，3月31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相关专家走进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天爱康复公益服务中心，开展科普宣传、义诊咨询等系列活动，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免费评估、康复指导及干预治疗。
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范果叶告诉记者，孤独症属于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这些患者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意为在遥远而又漆黑的夜空独自闪烁，患者以社会交际能力不足、孤独、缺乏情感反应、语言发育障碍等反应为特征。
孤独症在全球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患病率约为1%，我国患病人数已超过1000万，仅0至14岁儿童的数量就超过200万，且以每年近20万的速度增长，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
范果叶表示，5岁内发现并进行科学干预治疗，绝大多数轻症患儿可通过康复教育和融合教学回归社会正常生活。另外，“天才儿童”“不爱说话”是目前人们对孤独症的两大认识误区。
“有家长不愿意接受孩子生病了，总在犹豫、观望中耽误孩子治疗。”范果叶提醒，当孩子出现不(少)看、不(少)应、不(少)指、不(少)语、不当等“五不”行为时，家长应引起关注。
“我接诊过不少孤独症儿童，看着他们积极康复，并能够走入校园，我也替他们开心。”范果叶强调，孤独症需要终生干预，它的治疗不是短期功夫，而是需要孩子自己努力，家长、老师、社区、医院互相配合的长期过程，家长要遵医嘱，尽量避免间断康复训练，应在医生指导下根据孩子不同时期的需求调整康复方案，也希望社会能给予孤独症儿童及孤独症人士的照顾者和专业工作者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包容、关爱。
5岁的男孩诺诺在2岁时被确诊为孤独症。“当时我们喊他，他一点反应也没，我们就上网查了一下，可能是孤独症，就带他去医院进行检查。”诺诺妈妈闫女士说。
确诊后，闫女士带着诺诺经过3年的认知、语言、感统等康复训练，孩子有了飞速进步，可以用简单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想法，能与人目光对视，能坐下来和妈妈一起捏橡皮泥、画画等。
回民区天爱康复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崔朝霞表示，孤独症的高发年龄通常在2岁半到3岁之间，也分轻重程度，越早确诊并进行康复治疗，效果越好。有调查显示，60%至70%的孤独症轻症儿童经过科学系统的干预，是能够上学、就业、回归社会的。
“如果单纯是轻度，早期经过正规科学干预后，很多孩子是能够回归正常生活的。但如果没有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症状不仅不会自然缓解，还会逐渐加重，使孩子无法融入正常生活，甚至无法接受教育。”崔朝霞说，随之而来的是儿童康复困难程度加重、训练效果较差，未来无法融入社会，甚至生活无法自理，需要终生看护。
在崔朝霞看来，引领“星宝”走出孤独，并非仅是纯粹的医学问题，更是一个考验专业、耐心和爱心的社会问题。“希望社会能提升对孤独症的认知，给孤独症儿童提供一个公平、关爱的教育和就业环境，更多人支持和关注孤独症儿童康复工程。”崔朝霞说。(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为何重要？ ******
2022年，刚刚完成联邦政府换届的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开始担任七国集团(G7)主席国。在政坛完成新老交替后，人们对中德关系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为何中欧之间保持对话合作、互学互鉴始终具有重要意义？欧盟对华关系的“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为何亟待商榷？
针对上述问题，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独家对话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前副议长、德国“中国之桥”协会主席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Dr. Hans-Peter Friedrich)。
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表示，无论德国内政如何变化，他对德中关系保持延续性感到乐观。他指出，面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各国政府应当携手合作，中国和欧洲构成一条全球发展和稳定之轴，双方需要紧密携手、并肩前行。他认为，德国人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并勇于开启新的项目。
针对欧盟“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的对华关系定位，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无疑是重要的伙伴，而竞争则主要是指双方企业之间的竞争、而非国与国的竞争。针对“制度对手”的提法，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都没有意愿改变自身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欧洲人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各方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对于中德关系，人们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
弗里德里希：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仅在经济和技术层面是一个重要的伙伴，在政治层面同样如此。而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德国也是其在欧洲的一个重要伙伴。正因如此，双方的关系必须具有延续性。
无论内政格局如何变化，德中之间如此重要的一系列伙伴关系都必须得到呵护。在这一方面我也感到十分乐观。德国现在有了新一届联邦政府，我预计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是德国总理府的优先事项。
奥拉夫·朔尔茨是我们德国的新一任总理。他曾担任汉堡市市长。早在汉堡市长任内，他就为促进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做了很多工作。我预计，在就任德国总理一职后，奥拉夫·朔尔茨仍将继续这项工作。他的政策与前任总理默克尔存在延续性。
2021年12月8日，德国新任总理朔尔茨及新政府内阁全体成员在柏林的德国联邦议院宣誓就职。图为朔尔茨宣誓就职。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彭大伟：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这一点为何如此重要？
弗里德里希：首先，我相信，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涉及到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要使得我们的星球免于“过载”，例如在环保、气候、卫生等议题上，所有国家就都必须共同承担责任、携手合作。
我们正处在新冠大流行当中，对此有切身感受。此外消除饥饿也是重要的议题。在上述议题上，全球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合作，欧洲和中国当然在这其中也承担特殊的责任。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广袤的欧亚大陆上，我相信中国到欧洲构成一条发展之轴和稳定之轴。这条轴具有关键意义，因此德国和中国之间需要紧密地并肩前行。
彭大伟：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希望改善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数字化等方面的表现。这会否开启新的对华合作空间？
弗里德里希：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政界面临的两项突出挑战，也是经济界和全体企业面临的一项重大的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必须在未来10到30年内完成。因此，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人的日程表上最优先的议题。
德国和中国刚好在上述领域拥有非常多的合作可能性。对两国企业而言，上述领域也是举足轻重的，氢能的利用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其它很多具体领域我们两国未来也肯定会有合作。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6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政府卸任仪式上将任期结束通知，正式交给担任了德国总理16年之久的默克尔。彭大伟：默克尔在卸任总理前接受的最后一次专访中表示，“德国和欧盟应该延续同中国的合作，并且双方都能够从对方身上学到东西”。您认为双方分别可以从对方身上学到什么？
弗里德里希：总体而言，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国、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德国在很多领域对革新、对新技术发展都过度谨慎，而中国人则首先看到其中的机遇，其次才去关注风险——德国的态度刚好相反。
我想德国人可以向中国人学习的是，如果能够勇于开启新的项目，并在一些地方不尽如人意、甚至暂时遭遇失败时坦然面对，同时专注于机遇，这将是很好的事情。这是我们必须向中国学习的、十分重要的一点。至于中国人能够向我们学习什么，这得由您来解答。
彭大伟：我能想到的是氢能等绿色清洁能源和技术，以及其它更多的领域——可能用“合作”比“学习”更贴切。
彭大伟：您对欧盟提出的对华关系“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有何看法？这种“三分法”是否会导致不同体制之间的对抗甚至摊牌？
弗里德里希：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就能找到您所提到的“三分法”。但当人们仔细看这些概念时会发现，“伙伴”是明确无误的，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全球各国政府采取合作才能使我们成功战胜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竞争”这一层面，“竞争”与其说是指中国与欧盟、中国与德国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更多地是指企业间的竞争——德国企业、荷兰企业、法国企业、捷克企业、中国企业……企业之间存在竞争。
至于“制度对手”这一提法，我必须坦诚地说，我不太清楚这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因为经过仔细思考后，我并不觉得欧盟有意愿改变其自身的政治制度，我同样也不认为中国有改变其自身政治制度的意愿。
在这一意义上，“制度对手”的问题实际上仅涉及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竞争，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作为欧洲人，我们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我们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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